手機讓我們失去自主的空間

　　愛迪生是公認的電話發(fā)明者。在他逝世后不到百年的時間里電話迅速進化成一種叫“手機”的怪物，手機的功能也早已遠遠超出電話的固有功能。假如他能重回世間一個星期，肯定想象不出沒有連接電話線的手機是如何實現(xiàn)世界范圍內的即時通話，又是如何接收源源不斷的信息。
　　可能令他更想象不到的是，手機的迅速普及和廣泛應用，早已越過了“給人們帶來生活便利”這一功能定位，反過來嚴重影響了人們自主的生活空間。
　　這就是說，手機已讓我們無所遁形?，F(xiàn)實世界里，手機的確讓人們毫無距離感，宛如近在身邊。但是，我們又無時無地不被信號網籠罩著。不管你愿意還是不愿意，你的行蹤能被先進的全球定位系統(tǒng)隨時跟蹤到。當手機越來越趨于智能化，尤其當微博、微信等新媒體工具被移植到手機之時開始，我們的隱私也越來越沒有藏身的地方，我們似乎越來越成為透明的人，這就是讓人產生一種焦慮感。
　　盡管如此，由于手機已嚴重融入生活習慣之中，我們也不能一天沒有手機，手機已經讓我們對它產生強烈的心理依賴。當我們出門時手中缺少一部手機，會莫明其妙地在心中頓感失去了什么，我們似乎患上了嚴重的集體手機依賴癥。
　　此外，手機還讓我們產生強烈的壓迫感。不管你情愿不情愿，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會讓你迅速拿起手機應答提示鈴聲。設想一下，當我們不告訴別人任何信息，完全關掉手機，要不了多少時間，你的周邊的親朋好友會陷入一種恐慌的氛圍之中。也就是說，此時手機不再是你個人的工具，而是變成了維系周圍人群安全感的其中一根紅線。我們已經習慣了“房奴”、“車奴”等一些名詞，事實上我們也正在逐步成為“手機奴”。
　　不僅如此，在手機橫行世界的時代，我們的自主空間已變成了一種奢侈。隨著電信欺詐、電信陷阱、垃圾短信等“毒素”層出不窮、無孔不入的入侵，手機已經讓我們失去了自主的生活空間。人們對手機又愛又恨的同時，仍要為手機多支付安全感方面的精神損失。
　　人類正在被手機、電腦、網絡、微博、微信等身外之物壓縮包圍著，我們的精神需求仿佛被壓制在一個較低的層次之間，這難道正是人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嗎？人們不禁要問，除了上帝，難道還有人在設計我們？
　　其實誰也沒有設計我們。究根溯源，我們在日常生活嚴重依賴于某一項工具，根子還在于當今人們心中的功利性。當然，究其根源，功利性的膨脹又與價值觀認知和安全感的缺失有關。人們總是以周圍人群的價值觀為價值。人們向往純凈、平靜的生活，但又想借助于某種工具獲得高于別人的優(yōu)勢。假如人人都是如此，世界最終將不得平靜，原先人人向往的純樸的田園生活會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。中國人的國民性缺陷仍在于知與行的不一致，理性總是被盲動所征服，始終在功利圈中打轉轉而徒耗一生，其中手機則扮演著一味重要的“催化劑”角色。
　　新時代的科技發(fā)展，已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產生巨大影響。發(fā)明電話原本是為了人們能夠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，但物極必反，這似乎就是一種悖論。我們讓競爭思維沖昏了頭，本想借助于工具贏得某種優(yōu)勢卻又被工具本身所困，真可謂作蠶自縛，自作自受。因此，假如讓愛迪生重新回到這個時代，他最感慨一句話一定是“發(fā)明電話原本是為了方便生活，然而最終隨處可見的手機（移動電話）反而可能成為人們的噩夢。今后的醫(yī)療術語中可能會多出一個名為“手機強迫癥”的醫(yī)學名詞”。
　　然而，以手機為代表的高科技產品仍沒有停止腳步的征兆，還將愈演愈烈。這給人們帶來深深的憂慮，科技創(chuàng)新并不是人類的最終目的，科技創(chuàng)新只是人類實現(xiàn)幸福的工具。當科技創(chuàng)新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心理負擔時，是不是應該適當限制科技創(chuàng)新給人們帶來的負面效應呢？或許，少數(shù)人所搞出的科技創(chuàng)新成果所帶來的興奮感正在消蝕大多數(shù)人的理性思考能力。在以手機為代表，層出不窮的各種新玩意兒中，也讓我們對在科技創(chuàng)新幌子下的新技術泛濫產生一種反思。
　　古人說過，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手機的確給生活帶來一些方便。但是，任何事物都存在“過猶不及”的規(guī)律?？萍紕?chuàng)新在利益驅使下，越來越沖擊“科學倫理”的底線，各種丑陋的行徑也借助于高科技橫行世間。在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中，會為此增加不必要的生活成本，也就是說手機帶給人們最初的幸福感最終被強迫感所代替，仿佛手中多了一條被別人牽著走的無形繩索。手機原本只是一個工具，但手機似乎已從工具變成了統(tǒng)治這個世界的君主。難道這個原罪需要由愛迪生來承擔嗎？